苏国辉院士：感恩祖国带给我的三样宝贵“财富”

礼赞共和国 追梦新时代

71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发明家学会院士苏国辉是与新中国近乎同龄的人，他出生于回归之前的香港，并见证了国家走向繁荣富强的全部历程。1968年，苏国辉前往美国读大学和研究院，1978年返回香港（香港大学）工作，期间与内地神经科学家有密切的科研合作。苏国辉在香港大学退休后，到暨南大学就职，有了段“游子返乡“的经历。他常常思考：是不是总有一种力量在维系一个人和国家之间的感情。近日，苏国辉在广州图书馆作的《感谢祖国！我这71年！》报告中直抒胸臆，表达了自己与祖国深厚的感情。

曾是摇滚青年的“学渣”终确立完整人生目标

苏国辉在报告中向听众分享了献身科学报国的深切爱国之情，“我始终非常感恩祖国给我带来的一切。回顾此生，我今天想向大家分享的就是祖国带给我的这三样最宝贵财富：第一是完整的人生目标，第二是内心的平静安宁，第三是广阔的发展平台。”

苏国辉祖籍广东顺德，抗战时期他爷爷从广东避难到香港，“可以说我是在香港成长的第三代。我家有13个兄弟姐妹，家境并不宽裕，父母忙着为生活奔波。”苏国辉坦言，自己年少时爱玩，并不是用功读书的孩子，学业成绩不特别好。“小学毕业后，我没考上政府的公办中学，几经波折才考进一家非重点私立中学。读中学期间，我还是继续着自己爱玩的习性。”

苏国辉中学时，香港流行起摇滚乐，他就省下生活费买了一把电吉他，和几个同学组了乐队，并担任主音吉他手。乐队小有名气，还经常被邀请在各种舞会和派对里演奏，也有出版商邀请他们去录制唱片。但当时的苏国辉对未来还是懵懵懂懂。

在苏国辉高三时，有位同学的兄长和他们几个有点“玩物丧志“的青年做了一次深入交谈。那位兄长说，如果想要上大学，就必须要通过高考，年轻人一定要有个目标，要考虑未来前程，要做一个对家庭乃至国家都有用的人。听完这席话，苏国辉十分希望能读上大学，于是便开始努力读书，奈何最后没考上香港的大学。但他并没有想过放弃，最终经再次努力，考入美国波士顿的东北大学。

在东北大学读书期间，苏国辉因参与哈佛大学一个与动物遗传学有关的研究，对神经系统产生了兴趣，后来就从药剂学专业转到了生物学。那时的他像海绵一样吸收知识，并在本科阶段发表了论文，毕业后顺利进入麻省理工大学研究院攻读神经科学博士学位。因为有不错的基础，苏国辉三年就获得了博士学位。“那时候，我觉得我有能力去为了一个更大的集体负责，就像之前那位兄长所说的，成为一个对家庭乃至国家都有用的人。”

苏国辉认为，人只能活一次，就必须有一个目标，并为之努力，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但是人生的目标，会随着对人生更深刻的认识和感悟而得以升华。在求学时，苏国辉读了很多科学家传记，这些科学家成为他的榜样和目标，并希望自己也能沿着他们走过的道路前进。通过总结，苏国辉发现，尽管这些伟大的科学家研究领域各异，但都有惊人的共性——强烈的爱国情怀。

苏国辉分享道，被誉为“现代神经科学之父”的西班牙科学家圣地亚哥·拉蒙-卡哈尔是1906年的诺贝尔奖得主，他写过一本书《致青年学者：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人生忠告》，在很多国家被列为青年科学家的必读书籍。书中说，成功的科学家不仅属于全人类，还属于某个为他的才能感到骄傲的民族，属于某个因他的成功而受到尊敬的国家，属于某片把他视为自己土壤中结出的硕果的土地。苏国辉表示：“对于我来说，成为一个成功的科学家，不仅在于学术上的成就，也在于祖国带来的归属感和荣誉感。所以祖国带给我的是更完整的人生目标。”

  祖国还带来了内心安宁与上进力量   

香港回归之前，在美求学期间，苏国辉经常会问自己到底是英国人、香港人、美国人，还是中国人？“我有着黄皮肤、黑头发，写着汉字，在美国人眼里，我就是中国人。在美国求学的那一大段时间里，我们很多香港留学生心里多少都有一种对身份认知的迷茫与纠结。”

上世纪70年代，联合国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尼克松访华后，中美两国有了更多外交和民间的往来。在美香港留学生为此感到振奋，产生了认同祖国的朴素情感。苏国辉回忆，在中国的传统节日里，他们都会穿上有中国特色的衣服，或参与或观赏中国传统文化表演。“我们虽然身在外国，却特别关心祖国发生的事，有如中国人普遍有种基因，长在身体里一样。”

苏国辉说，当时一些同学自发组织了一个读书会，定期研读和讨论中国近代史。因为香港当时还是殖民地政府，他们在小学、中学期间对中国历史了解很少，连鸦片战争都不知道。通过读书会的活动，他才第一次认识到中国一百多年的近代史，竟然是浸透了血泪。

分离时间越久，相隔距离越远，对故土的依恋就更强烈，苏国辉对祖国遭遇过的一切无法无动于衷，便逐渐萌生了为祖国尽力作贡献的念头。“我以前没有能力、没有办法，但那时已读完博士，希望可以回到中国人的地方、尽自己的力量做一些事情。”苏国辉说，在做最后决定前，他甚至征求过一些美国科学家的意见。他们也都觉得，在自己祖国参加社会活动、服务于社会，获得的意义和社会的尊重远比在异国大得多。

当然也有人说，那时回国并不是最好的时候。但1978年苏国辉还是回到了香港，他想承担一种桥梁的作用，将国内和西方科学连在一起，促进祖国神经科学的发展。

“其实，在人生道路上有很多重大抉择的取舍，我这一次选择完全是凭着纯朴的感情，我不觉得这是一种牺牲。虽然我当时在美国完全能够找到很好的工作，但是比起之前对身份的纠结，我的内心更加安宁和平静。我觉得我有责任，力所能及地去为国家作一份贡献。”苏国辉说，爱国之情怀非常奇妙——当你把所有感情倾注在祖国时，自己内心也会生出一股催人上进的力量。

感恩祖国提供的广阔发展空间与平台    

为发挥“连接者“的作用，苏国辉回港后成立了“香港神经科学学会”，经常邀请内地神经科学专家到港开会，还有一部分基金可支持内地科学家到香港做研究。当年这些内地专家中有很多都是第一次去到香港。和内地开展合作研究期间，苏国辉表示自己从中也受益良多，认识了很多内地的优秀科学家。“我至今仍然记得，在80年代初，我和他们一起做视觉系统动物实验的场景。”

苏国辉的研究领域是神经保护和神经再生，并一直在努力探索影响神经保护和再生的因素，包括纳米医学、营养因子、中草药提取物、免疫反应、康复训练等等。在有了“改变微环境，视神经可以再生”这个重大科学发现后，他和内地科学家合作找出了再生神经的性质，并一起获得1995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

1999年，苏国辉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这是很大的荣誉。最重要的是，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后，我能和更多内地的神经科学家一起更好地推进科学研究。”苏国辉介绍，他和暨南大学的缘分始于1979年。当时港大解剖系的系主任带他到广州参观大学，其中一站便是暨南大学。暨大和港大早年已经建立了联合实验室。

苏国辉在香港大学退休之后，选择到暨南大学工作。他主持建立了粤港澳中枢神经再生研究院。“自2008年至今，我们取得了一批国际领先的研究成果。比如，确立了脂联素在运动介导神经发生和抗抑郁过程中的关键作用。运动对于神经保护可以起到很大作用，运动之后分泌出来的很多东西，我们称之为运动因子，对器官、大脑等有重要作用。又比如，我们系统研究了枸杞提取物对视神经损伤的保护作用，从科学角度验证枸杞这一传统药材的价值”，苏国辉介绍道。

苏国辉在报告会中表示，是国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提供的广阔平台及资源，促成了这些工作成果。他说：“很高兴国家对科研的支持还在不断增加，比如广州今年启动了‘脑科学计划’，预计每年投入2亿元，连续5年重点开展相关研究，这对于我们脑科学工作者而言是非常大的鼓舞与认同。” 

在苏国辉看来，为祖国增添荣誉，为人民增加福祉，是科学家报效国家的方式和责任。在中枢神经再生这一世界难题面前，他和团队正通过移植脐带血单核细胞加上强化步行训练，希望让损伤期一年以上的慢性脊髓损伤病人可恢复已丧失的神经功能。“如果他们重新站起来，甚至恢复行走能力，这是我最希望看到的事情。”

“如今国家繁荣昌盛，也给了科研工作者更好的平台与空间。作为科学家，我们要好好珍惜这个黄金时期，努力工作，贡献国家。”苏国辉表示。

文字与编辑  | 胡漫雨  通讯员 穗科协

配图 | 受访者及相关活动主办方

审核 | 冯海波